毛泽东是伟人，也是普通人，他有常人的亲情世界，有三姑六舅、堂亲表戚。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还是在为国操劳的和平年代，毛泽东始终保持与亲友的书信往来，或以寒暄、或以家常、或以劝导、或以眷念、或以接济、或以慰问......。读毛泽东写给家乡及亲友的书信,能够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一代伟人为政清廉、克己忧民、严于律己、秉公用权、公私分明的人格魅力。

1937年，文运昌因家庭生活困难，致信毛泽东，希望到延安谋一份薪水丰厚的差事。当时，身居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袖毛泽东对这位表兄一直心存感激，但在回信中毛泽东却毅然拒绝了这位一直心存感激表兄的工作要求。毛泽东的回信是这样的：

      运昌吾兄：

　　莫立本到，接获手书，本日又接十一月十六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坨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谨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七日

    当接到这封回信后，表兄文运昌肯定会说，你毛润之不够情意，只说好话，不干实事，知恩不报，别忘了，没有当年我这个老表帮你，会有你的今天？

  事实确实如此，当年文运昌对毛泽东是有大恩大德的。

在毛泽东出生之前，毛泽东的母亲文氏生有两子，都先后夭折了。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毛泽东的父母亲分外高兴。毛泽东的外祖父一家对毛泽东也尤为关注，外祖母在毛泽东稍大时，还将他接到家中抚养。毛泽东的童年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他得到了舅舅、舅母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与表兄文运昌更是情同手足，交往最为密切。

毛泽东的父亲在毛泽东很小的时候，就手把手教他打算盘、记账，指望作为长子毛泽东能从他手中接过家业，并把它越做越大。可是，少年毛泽东志向不在于此，他要走出，寻找更为宽广而精彩的世界。17岁那年，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的毛泽东，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父亲要他结束学业，回家帮助耕种二十亩水田，同时参与经营小米店。而毛泽东胸有大志，想外出求学，希望日后有大的发展，成就一番人生大业。在这个节骨眼上，是身穿西装、扎着领带的姑舅老表文运昌，又动员自己的父亲、伯父以及姨表兄弟王季范等前去游说。毛泽东的父亲在听说得到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可以增加赚钱的本领后，才同意毛泽东继续求学。才使毛泽东走出韶山冲，进入东山学堂，而后长沙驻省中学，直至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继续求学并走上革命道路。也正是文运昌借给他《新民丛报》《盛世危言》等新书刊，拓宽了少年毛泽东的视野。毛泽东在1925年回韶山发动组织农民运动。文运昌前来叙旧，不料，反动军阀派兵来抓毛泽东，毛有幸得以脱险，文运昌却被捕，后经多方营救才获保释。毛泽东对表兄们的手足情谊，一直铭记在心。可以说，没有文运昌，毛泽东的人生轨迹可能会被改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入主北京，文运昌早已冷却的心再生暖意，抖着胆子连发数信，看毛泽东能否考虑旧情留点面子，在北京找点事做。之后，又专写一信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要求为毛泽东外婆家的15位亲戚解决求职、求学的问题。这15个人，年龄在12岁到18岁之间，都有一定的文化，身体健康，并没有提出要官要权的非分之想，只是想谋得一条生路，不算太过分。但当这封信送到毛泽东手里时，被一向主张“亲者严，疏者宽”的毛泽东给压了下来，他只是在信笺的页眉上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

人们会说话的。”不要小看这简简单单的6个字，体现的却是领袖对人民话语权的敬畏与尊重。“得人心者，得天下。”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在乎“人们会说话的”？首先是因为他在乎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投身中国革命的理想；其次是因为他在乎作为执政党的领袖，他要兑现他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承诺。权，要为民所用；利，要为民所谋。没有私心杂念的毛泽东以他的大爱和无私，替代了那种基于血缘和亲情、乡情、友情的“小爱”与“自私”，他把对家乡对亲友的真爱，化作一种对国家、人民的担当。

毛泽东非常看重亲情，他深深地眷念着他们，保持与他们经常的书信往来。这些信件的内容大多简短、精炼，言辞恳切，字里行间全是割舍不断的亲情：道是无情却有情。毛泽东与亲友交往中对亲友们的冷暖安危十分关心,但不为亲徇私，不为旧谋利。他在书信中鼓励亲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活。他在给族亲毛照秋、毛桂昌等人的信中反复强调：家中有困难，应在土地改革中听候当地人民政府酌量分配土地，从努力生产中求得解决。他本着“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原则，用自己的稿费资助、接济亲友。毛泽东不但通过直接与亲人的对话劝导他们不要以“皇亲国戚”自居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还要求当地政府不要对他们另眼相待。如1950年5月27日，他曾写信给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坪助文氏兄弟四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也说道，故乡的亲友，“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正因为如此，他经常通过书信，对远在家乡的长辈、少年时代的老师和同学、同族兄弟子侄和表兄弟、朋友及邻居表示关心和问候。

解放后，从1951年至1959年间，文运昌先后六次到北京走亲戚，都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有多次书信往来。但在文运昌试图请毛泽东帮他安排工作时，毛泽东则写信明确告知：“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再其后，由于文运昌的各种积极表现，一步步谋到了湖南省文史馆馆员的位置，而非毛泽东的特意安排。1961年，文运昌因病去世，郁结的心也许仍未全部打开吧。

　  郭梓材曾同毛泽东在私塾同学，又同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兵，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民运动。建国后他因其所在的企业经营不好，生活陷入困境，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劝导他，工作“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同时寄款“为补日用之费”。从1950年到1962年，毛泽东先后给他6次寄款，共计1700元。邹普勋是毛泽东的邻居，其父邹春培是毛泽东的私塾老师。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得悉邹普勋生活困难，且又重病在身，便写信询问“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同时写信给毛宇居：“邹普勋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家境贫寒，母亲死后无钱安葬，写信向毛泽东诉苦。毛泽东获悉后，给毛宇居写信：“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安葬，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另寄予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均属旧币，旧币一万元=新币一元），并附信告诫：“这些钱都是我自己的稿费，请他们节用。”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的沈栋年回忆说：毛主席对亲友的接济，一次少则一百元，多则上千元，都是从他的稿费中支付的。这些事都是由我经办的。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请田家英签字，到为毛主席保管稿费的特别会计室领取现金，然后由我直接送去或通过邮局汇寄。毛泽东接济亲友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以公济私，为亲友徇私谋利。所以，在1937年11月给文运昌的信中，他说：“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他系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因侄儿向钧为革命牺牲，去信请求毛泽东证实并解决抚恤金问题。毛泽东于1950年4月19日复函，以知情者的身份做出证明，云：“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按理说，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帮助有难处的亲友说句好话之类，都无可厚非。但毛泽东却以身作则，从不任人唯亲，从不为亲友谋取半点私利。他还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那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下台。”

从1910年毛泽东出乡关到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写给文家亲人的信件现存共有19封，其中建国前7封，建国后12封。建国前的信除给文运昌的3封，还有给七、八两位舅父的4封信。这4封信分别写于1918年8月，1919年4月28日，1922年7月5日和1922年11月11日，均发自省城长沙，内容是一般的寒喧、问好和家常。建国后毛泽东给文家亲人的书信，1949年有致文南松一封（11月28日），1950年则有致文运昌（4月19日）、文润泉（5月7日）、赵浦珠（5月7日）、文涧泉（5月7日）、文南松（5月12日）5封。1951年到1958年，计有致文梅清（1951年9月4日）、文炳璋（1951年10月10日）、文涧泉（1953年9月8日）、文九明（1953年10月25日）、文平山（1954年4月21日）、文炳璋（1955年5月1日）6封。

   毛泽东与亲友的一封封信件，透露着浓浓的亲情，经过时间的沉淀，愈久弥香。每当读到这一封封信件，从字里行间穿梭时空走进伟人的世界，感受他珍贵友情、挚爱亲情和伟大的爱国情怀……。毛泽东心中装的是整个国家和人民，他把小家融入了大家。国，是千万家，他把对家的情意凝在对国家的担当上。他没有搞裙带关系，他走出了历史的周期律。大爱无疆，毛泽东在处理公与私、国与家之间关系时高度的原则性与艺术性，令人折服，让人敬慕。毛泽东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他时刻牢记手中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姓“公”不姓“私”，坚持秉公用权、公私分明。

有一种精神,穿越历史的云烟,日久弥新;有一种怀念,历经时代的风雨,更臻醇厚。时光荏苒，毛泽东严以用权、公私分明的佳话永远教育和影响着我们，从毛泽东的一封封家书可以感触毛泽东的博大胸襟与磅礴气势，把握毛泽东丰富的情感世界，感悟毛泽东伟大的人格魅力、精神境界和人生修养，领略毛泽东非凡的伟人气度。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古训，不仅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制定出严明的党纪和党规，而且还结合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强调党员干部的内在修养，秉承儒家一日“三省吾身”的自查、自纠、自我批评、自我提升修养精神。我们要把毛泽东精神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强化看齐意识，主动在思想和行动上向伟人看齐，切实把毛泽东精神的价值力量转化为个人的情感认同、理性思考和行动自觉。我们要像毛泽东那样做人正己，始终做到严于律己、严以用权、公私分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牢牢铭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权力是一个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义务和职责的标志，决不是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穆明礼）